科学思维是创新的思维
要树立创新思维，就必须挣脱“因循守旧”的思想束缚。
创新思维，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思想动因，推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不断走向新的起点，达到新的水平。就拿火车的历史为例，从最初的蒸汽机车发展到内燃机车，再到电气火车，每一步都是一种更新、一个飞跃；而到了磁悬浮列车的发明，更是突破了以轮子为交通工具之本的传统思维。因循守旧，不仅造不出有轮子的火车，更造不出磁悬浮列车。
因循守旧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似乎特别顽固，中国人过分地重视“古制”、“祖传”、“常规”、“惯例”，家有家范，族有族规。礼仪，作为一种长期的文化积累，它凝聚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人文理念和思维定式，既是那么文质彬彬、温情脉脉，又是那么的酷烈无情、摧残人性。封建礼教有力地维持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同时也无情地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创新能力。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们，集中火力向吃人的封建礼教开炮，确实是抓住了一个要害问题。
创新思维不可能凭空产生，它需要文化底蕴的支撑，在高科技时代，更是如此。如果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长期停留在“制造业加工厂”的阶段，长期停留在“以廉价劳动力充当世界蓝领”的地位，那就会陷入受制于人的境地。我们必须走向自主创新，必须掌握核心技术。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邓小平就再三告诫我们：“不要固守一成不变的框框”，“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他说：“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信息时代，我们虽然慢了一步，但跟得很紧，中国网民人数已超过一亿，仅次于美国。我们必须不失时机地瞄准下一个目标、占领下一个高坡、搏击下一个浪潮———生物经济时代。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致力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将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未来的主动权与成败。
创新思维的普及需要以全民素质的提高为前提。迅速提高教育水平，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基础工作。根据有关资料，我国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为5％，而美国为39％，韩国为40％，日本为47％。可见，事关科技创新和人才素质的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一定还要大发展，这是时代和未来的需要。
科学思维是开放的思维
要形成开放思维，就必须改换“井蛙观天”的狭隘眼界。
中国近年来最大的国情变化，莫过于从封闭走向开放。而且这种开放是全方位的，是对内和对外的开放，是经济和文化的开放，是物质和观念的开放。中国共产党的开放政策顺应历史潮流，是中华大地充满生机活力的直接动因之一。
马克思在1853年所写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指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封闭性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漫长、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特别顽固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达程度，在当时世界上是无可比拟的，但封建统治者尤其是清朝政府，闭关锁国，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中心，漠视历史潮流。当他们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发现中国竟然不在世界中心，就大发雷霆。结果正如马克思预言的：“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最后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这种封闭性，长期弥漫在传统中国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村。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说的是内地山坡上，放羊娃在玩耍，羊群在悠闲地吃草。有人问：“放羊干啥？”“卖钱。”“有钱干啥？”“盖房。”“盖房干啥？”“娶媳妇”。“娶媳妇干啥？”“生娃。”“生娃干啥？”“放羊。”“羊的怪圈”正是思维封闭性导致贫穷落后的写照。
今天，开放之门已经打开，开放之路正在延伸，开放思维深入人心，开放大势不可逆转。虽然开放是要付出代价的，许多人在不适应中倒下，开放会迎来病毒、遭遇风险。但唯有开放，才有可能改变封闭状态，找到出路，赶上时代的步伐。开放思维，是摆脱井底之蛙的封闭和狭隘，突破“羊的怪圈”，走出传统经济模式之必需；是赢得宽阔的眼界和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之必需，也是在搏击风浪中实现复兴和腾飞之必需。这正是新时期中国所迫切需要的思维风格。
科学思维是理性的思维
要求得理性思维，就必须远离“激越狂热”的浮躁心态。
“激越狂热”的思维，就是人们处在剧烈的情绪化状态中的思维，这种思维，与人的心理状况紧紧连在一起。所不同的是心理状况是多变的，短暂的，而作为思维，则是已经形成定势的相对顽固的一种思想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如果任其发展，往往会酿成极端性和破坏性的后果。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工作狂、偏执狂、嗜赌狂、虐待狂等等，而其中一部分人可能发展成为宗教狂热者、政治极端分子甚至恐怖主义分子。
在“激越狂热”的情绪下的非理性思维与行动，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马加爵杀人案是一个例子，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991年发生在美国的卢刚杀人案。留学生卢刚因为暂时找不到理想职位，又不愿回国工作，自认为老师刁难他，又不甘心同学超过他，先后枪杀了导师戈尔滋教授和他的竞争者山林华等六人，最后饮弹自尽。个人的性格、经历、心理，特别是因妒生恨的心态，加上社会竞争的压力，导致卢刚在激越狂热的思维状态下意志崩溃，丧失理智。他把一切归罪于社会、归罪于老师，归罪于同学，甚至归罪于父母。他在绝命书里写道：“我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为自己讨回了公道。”这是多么扭曲的公道，这是何等自私的思维！这当然只是个案，但留给人们很多思索。
美国领导力中心董事长柯维提出了“远离极端，向激情告别”的信条，他呼吁通过家庭生活的调适、社交生活的调适和休闲生活的调适来“理性地活在现在”。确实，如何摆脱亢奋情绪下的思维，走向理性思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个更值得研究的问题是，我们在调适这种种非主流的或个别人的思维及其行为的同时，如何防止由于思潮的泛滥或社会主流意识的扭曲而带来的社会性的、群体性的甚至世界性的“激越狂热”思维。在国际上和历史上有过霸权主义、恐怖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喧嚣一时的思潮，煽动起人们的极端化情绪化思维。在现代中国，我们最不能遗忘的，就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像大跃进这样的激越狂热型的思维，背离了毛泽东自己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但也如邓小平在二十多年后所说的：“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从更宽阔的社会视野看，当时全国广大干部、党员、群众普遍地、迫切地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在这种强烈愿望的驱使下，容易产生急于求成的心态，容易激发狂热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的激越狂热从上到下相互助长，于是造成违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和破坏生产力的灾难性的后果。
我们正在党的领导下走科学发展之路，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需要理性思维，理性思维应该是均衡的思维，平和的思维，绿色的思维。我们需要有革命的激情、工作的热情，但必须远离激越狂热的思维方式。尤其是当前我国社会处于关键的发展阶段，社会矛盾比较集中，更需要有冷静、理智的思维方式。
科学思维是民本的思维
要确立民本思维，就必须扫除“官本主义”的千年积习。
根据文献的记载，早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的西周时期，中国就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君权天赋”的政治理论。统治者把专制制度的绝对性和等级制度的神圣性不断加以强化，导致专制思想和等级观念的强大无比，导致官本位制度和理念的强大惯性，也导致在中国民主传统和平等意识难以生存，“民意”和“民情”至多是作为天命的晴雨表或指示器而出现。数千年形成的传统、习惯、理念如此深重，以致从“五四”运动起始的民主启蒙的任务至今还不能说完成。
现在，根除数千年专制制度影响的历史任务已经落在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一直受到历代领导人和全党的高度重视。但从官本位到民本位，决不是说转就转的一句口号的变更。这是与传统实行决裂的深刻而漫长的过程。
长期执政的考验之一，就是要防止领导体制的僵化和等级观念的强化，防止官越来越多、机构越来越臃肿、级别越来越森严。现在不仅企业有级别，学校也有部级、局级、处级之分。传统力量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致于人们总是在不经意中陷入官本位的思维。大学里教授、副教授、讲师常常为“相当于干部的哪一级”而产生争论。前不久，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痛斥了科研人员热衷于做官的现象。这些问题都与官本位的思维方式和管理模式有关。
科学思维是辩证的思维
要达到辩证思维，就必须告别“非此即彼”的思维惯性。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几十年阶级斗争、政治斗争、路线斗争的经验，使人们想问题，看事物，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集体主义，就是个人主义；不是好，就是坏；不是“是”，就是“非”；不是白，就是黑；不是“义”，就是“利”；不是“善”，就是“恶”……没有过渡，没有余地，没有中间地带。在这种思维方式之下，一有问题就争论，一争论就上纲上线，一上纲上线，谁最“左”，谁就最“革命”。这种思维影响很深，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还特别提出著名的“不争论”。“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不符合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因为客观事物是十分复杂的，并不是简单地归结为社资、好坏、是非、黑白之两极。好坏之间有不好不坏，黑白之间有灰色。我们经常碰到的是良莠不齐，是好坏参半，是利弊相当，是是非混杂。尤其是在飞速变化的时代，我们更要学会辩证地思索，全面地认识，思维方式千万不可绝对化、极端化。
比如看形势。有人把情况看得太悲观，认为一片黑暗，没有光明，危机四伏，一触即发。有人把情况看得过于乐观，认为歌舞升平，盛世空前，可以高枕无忧，不必韬光养晦。其实这两种看法都有片面性。一方面，中国是有很多问题，不如意事成堆，腐败现象严重，尤其是在改革深化之时，各种矛盾十分复杂。但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就，蒸蒸日上的国际地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举世公认的，也是大家可以亲身感受到的。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党和政府正在带领人民克服和解决前进中的新矛盾、新难点，创造更加和谐的未来。因此，悲观论不符合事实，还是要有信心。另一方面，中国毕竟太大、人口负担太重，要全面富强起来，决非十年八年可成，非得十代八代不成。在经济发展上，要看到总量的增长，还要看到人均水平的落后；在社会进步上，要看到沿海和城市的现代和发达，也要看到内地和农村的贫穷和滞后。我们还要充分看到我国将长期面对发达国家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因此，过分乐观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还是要有危机感、紧迫感。
我们必须摒弃“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更加辩证地看待国内外形势，认识周围的事物，评价古今的人物，像恩格斯教导我们的那样：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世界。
科学思维是求真的思维
要走向求真思维，就必须突破“虚幻实感”的认知局限。
英国当代著名学者、科学家约翰•巴罗1998年出版了一本书，研究“不可能性”问题，李新洲教授把书名译为《不论》。约翰•巴罗指出：“想象物理上不可能实现的事物的能力，是人类意识最奇妙的结果之一”，“人类进化到某一阶段才具备想象的功能，这使得我们既可以学习可能性，又可以学习不可能性。这使我们理解世界的能力在深度和广度上有了极大的提高。特别地，人类可以想象那些不可能的事物”。
应该说，想象、虚幻的思维，未必不是真实的思维。比如，人都有美好的理想和愿望，尽管这些理想和愿望未必能够实现；它是虚幻的，然后又是如此真切地存在着。大家都熟悉《诗经》中的《硕鼠》：“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用现代话说，就是“我要离开你这贪婪的硕鼠，走向美好而光明的幸福之地。”虽然朦胧简约，然而真诚而强烈。到了近现代，又出现了康有为的《大同书》。中国共产党人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崇高的理想。当这个理想尚未实现之前，也是作为一种信念和追求而存在，然而它与《诗经》和《大同书》等空想性质的理想有着本质的区别，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理想，因而是能够实现的远大目标。
宗教信仰也是人类思维的一种特殊形态。在现代世界，有影响巨大的主流宗教，分布甚广的民族宗教，形形色色的民间宗教以及良莠混杂的新兴宗教，还有名目繁多的地下宗教。宗教思维与人类关于理想的思维的区别，在于对超自然的“神灵”的崇拜。宗教思维当然是虚幻的思维，但在引导和发扬“善”的意愿和行为、追求人类相亲相爱的理想境界、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准和人的自我修养等方面，能起到政治所起不到的社会“润滑剂”的积极作用。但在某些条件下，也可能起一种社会“麻醉剂”的消极作用。如果社会引导不当，或有邪恶势力的控制，有些宗教还可能沦为邪教，对社会产生极大的危害。这是需要十分警惕的。
除了以上所讲的愿望性思维（包括社会理想、个人愿望）和宗教性思维（包括积极的、消极的）以外，还有一种虚幻的思维，我们称之为“神秘性思维”。人们在生活中，自觉不自觉地有一种“凶吉暗示”的联想。这与各民族、各地区几乎都存在的“禁忌”习俗有关。比如，“十三”这个数字在有些地方是一个吉祥的数字，但在多数地方被认为是需要禁忌的不祥数字，采取回避的态度。这类关于凶吉暗示的神秘性思维，恐怕用“迷信”二字是难以概括得了的。这种思维现象的产生，用约翰•巴罗的话来说，是因为人们比较感兴趣于“对经验的神秘解释”。
虚幻思维是人类进化的重要表现，是人类的特长和优势。但在实际生活中确有一个如何把握的问题，尤其是“度”的把握。对星座、占卜、算命，以至于气功治病、特异功能等等社会现象，要有适度的把握，千万不要陷于虚幻思维而达到不能自拔的境地。
“实感思维”对人的认识也非常重要，但实感又未必可靠。因为人的感官是有局限的。人们眼里看到的，感官直接感觉到的，可能并不是事物的真相，而是假相。这种假相可以是魔术和欺骗，也可以是科学的产物。我在上海科技馆看到一只活生生的甲壳虫，它是立体的、彩色的，非常美丽可爱，但手摸上去是空的虚无的，这是全息技术产生的效果，眼见未必为实。
爱因斯坦讲得好：“我相信直觉、灵感和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我们主张虚幻思维与实感思维的结合，只有两者的结合，才能了解真实、辨明真相、得知真情、获得真知、贴近真理。这才是“求真思维”。“求真思维”是健康的思维，绿色的思维；是积极的思维，能动的思维；一句话，是科学的思维。这是我们所向往和崇尚的。
总之，“开放思维”和“创新思维”是我国在改革发展道路上迫切需要确立的思维方式，中国再也不能走封闭、守旧的老路了；“理性思维”和“求真思维”则是在建设和谐社会中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形成的思维方式，因为社会上浮躁心态和形形色色虚幻、假相的迷惑，很容易激化社会矛盾；而“辩证思维”和“民本思维”，更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两大基本哲学原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打破绝对化和官本位等等历史形成的思维误区。
（来源：解放日报2006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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